- 马亮;
国家治理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外交等许多方面,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其核心构成要素。基于已有文献和理论,可以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导向器、探测器、控制器和缓冲器,它们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和制度优势的大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将导向器、探测器、控制器和缓冲器持续不断地优化,并使四者之间能够有机衔接并动态耦合。这意味着要在一个充满内外部挑战的环境中保持制度定力、推动制度创新,持续不断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于制度的生命力和国家治理的效能而言,匹配、自洽、适应、执行等这些因素至关重要。如何设计、支持并执行各项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2021年01期 v.57;No.264 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0K] - 吴晓林;谢伊云;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党建引领是当前推动群众自治制度效能转化的关键。从基层角度来看,治理效能体现在组织体系建构、居民参与提高、回应力提升三个维度。研究显示,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效能转化遵循了"强组织的低成本撬动"机制:其一,党建引领进入小区,缩小基层群众自治的单元,降低了群众自治的规模成本;其二,党组织运用意识形态和纪律约束,发挥党员兼具组织成员与居民双重身份的优势,撬动社区社会建设,降低了群众自治的组织成本。强组织的低成本撬动机制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能够有效克服社区规模大、动员难的困境,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制度效能转化的理性选择。但是,这种机制还要在实践中接受"组织扩张"和"有效激励"的挑战。党组织帮助社会积累条件,将社会力量撬动起来、将基层自治意识激发出来,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
2021年01期 v.57;No.264 13-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0K]
- 刘建军;
社区是文化的微型储存器,任何一个国家的生活密码都可以在社区中得以显现。中国社区既不是宗教精神孕育出来的生活场域,也不是极端的物权逻辑所支配的独立领域。中国社区有着自身特殊的精神禀赋。这种精神禀赋是从"一分为三"哲学观中衍生出来的。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六重要素:社群性、超越血缘与地缘的"社缘"、关联主义、关联物权、孔子人格和社区社会主义。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既包含着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也包含着在剧烈社会转型背景下社区精神的转化与新生。
2021年01期 v.57;No.264 22-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34K] - 韩志明;
随着党和国家加快协商民主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得到了弥散化发展,具体包括获得了正式的认可、完善了制度、健全了程序机制、形式更加多样以及议题更加丰富等。基层协商民主的弥散化发展形成了积极的治理效能,包括培育了协商对话的社会精神,缓解了基层的社会矛盾冲突,减轻了党和国家的治理压力,调和了多元分化的社会价值,整合了分散的个人知识,也重塑了基层治理的体系。基层协商民主的弥散化发展是多元因素驱动的结果,主要通过灵活的适应性机制来实现治理效能。灵活的适应性机制具体体现为集中领导与分散探索相统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互补充、传统价值与现代意识的耦合等。这既表明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弥散化发展是如何实现的,也解释了基层协商民主是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
2021年01期 v.57;No.264 43-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2K] - 熊易寒;曹一然;
作为乡村城市化的前沿地带,城乡接合部是我国深刻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阵痛的缩影,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最为敏感集中的区域。城乡接合部的治理涉及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管理体制两种体制之间的转换衔接与利益调整,亟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其改革是一项涉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利益大调整,从而构成了涉及基层政府治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议题。同时,在城乡接合部的场域内,上演着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层等不同维度的权力博弈,可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权力博弈的重要窗口。城乡接合部的社会发展形态迥异于城市与乡村,属于城市治理研究和乡村治理研究的视野"盲区";城市治理问题正在经历一个"郊区化"的过程,城乡接合部在导入市区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同时也在导入社会矛盾;城乡接合部同时容纳了本地村民、新兴中产阶层、城市低收入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马赛克式的阶层空间分布;互不兼容的多元利益诉求让基层政府处于矛盾的交汇点。城乡接合部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空间再分配对于中国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2021年01期 v.57;No.264 54-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82K] - 袁方成;王丹;
制度过程视角下的"诺斯悖论",既是制度困境,也是治理困境,化解悖论实质是制度优势发挥和治理效能提升的过程。鉴于国家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理性"经济人"双重身份的内在张力,由国家发起的以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因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体现为"利己"的规则制定以及实践层面的强制退地、与民争利等行为,不仅影响长期实践形成的制度优势,也抑制了制度治理效能的发挥。试点地区采取的调整改革目标、创新制度设计、完善主体结构以及规范制度过程等系列探索实践,使得制度整体性能显著提升。加之"四个治理"对制度优势的回应,制度蕴含的守住耕地、留住居民、稳定社会的治理效能得以发挥。个案经验表明,化解因政府角色张力造成的制度及治理困境,其关键在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性能,强化制度治理,以制度性能与治理实践的有机结合实现对"诺斯悖论"的超越。
2021年01期 v.57;No.264 67-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2K] - 马卫红;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行政层级的高中层更加容易展现,在任务分散、且主要依靠属地化管理的基层治理中制度优势是否以及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优势在基层治理中实现效能转化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制度距离。制度距离指,中央集权体制下制度文本通过规范、认知和理解产生制度效果的差距;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长链条的行政层级,二是指令从传达到执行的认知衰减。近年来,我国各地政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新模式、新路径,逐步形成了一批富有成效的改革模式;其中影响较大的基层治理改革模式当属吹哨式改革。基层治理吹哨式改革中政社同构所体现的新型一体化机制,在现阶段较为明显地促进了"制度-效能"的有效转化。政社同构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的整合机制,解决基层治理问题是基点,为减少政府治理中的制度距离,通过政社同构实现了纵横向的合作,在问题目标上更为一致,政府通过在目标和业务上与社会主体的同构,实现了掌控触角的延伸。同时,这一机制中社会主体具有显著的活力和生命力,它通过有效评价机制反向激励着上级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行为。政社同构既体现了治理的多样性又避免了治理的碎片化,不过,同构也需要把握度,需要注意保持政府、社会、居民之间的黏合度和弹性。
2021年01期 v.57;No.264 82-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62K] - 杨华;
在基层治理中,激励机制是与治理事务相匹配的,不同性质的治理事务配套不同类型、不同强度的激励措施,其中作为政治任务的治理事务内含着较强的政治激励。在县级部门、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事务,分别是岗位工作和"领导交办的事"。岗位工作是法定的行政业务,是每个占据工作岗位的人必须承担的职责。"领导交办的事"是岗位工作之外的事情,是领导关注和重视的事务,具有"政治任务"性质,激励效应较强。实践中,在岗位工作与"领导交办的事"之间存在一个弹性空间,工作人员既可只承担岗位工作,又可二者兼顾。由于不同的岗位工作差异性大,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比较,在基层单位实践中,作为额外工作的"领导交办的事"就成为单位评价工作人员表现的重要指标。那些既做好岗位工作又积极承担"领导交办的事"的人,被认为是积极上进和有工作能力的人,因而容易获得领导的认可和器重,他们在单位的政治地位、晋升空间相对较大。该人事激励机制既不完全遵循西方科层制逻辑,又与中国式关系主义有一定距离,交揉了事本主义和人格化的特征。一方面,它以治理事务或问题为基准,使激励与治理事务相匹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导向性和规定性,另一方面主要领导对治理事务或问题的遴选及评价有较大自主空间,使该人事激励带有较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人格烙印。
2021年01期 v.57;No.264 94-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79K]
- 孟天广;王烨;
数字与智能技术通过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双重机制推动着国家社会关系的数字化转型,因而大数据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治理创新。大数据社会治理旨在搭建政社协同治理平台,基于新兴信息技术赋权,利用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先进的分析技术,将复杂多维的社会运行数据化、算法化以把握社会运行规律,依靠政民互动积累社会治理的知识和策略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我国市场化、城镇化、数字化"三化叠加"跨越式进步,使得社会各界对于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有着强烈认同和迫切期待,而大数据在社会治理多个方面的实践应用,使得加快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调查全国各地的干部和公众,结果表明: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应用广泛且潜力巨大,成为政社协同推进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新动能;在大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活动中,在公共交通、社会治安、政务服务、健康医疗等领域的实际效果最好。大数据能够发现数据内在的关联,避免一刀切式的社会治理;能够将政策制定过程精准化,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社会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汇总海量数据,可以获知公众对各类政策的偏好,也能获得公众对政策实施的具体评价。然而,大数据社会治理也存在诸如数据开放共享难、缺乏顶层设计、部门间利益冲突、使用不便捷的挑战。基于大数据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包括:一把手权威统筹推动,相应机制配套支持;强化政府主导,协调政企社共建共治;专门机构统一协调,增强回应辅助决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数据为公众服务。
2021年01期 v.57;No.264 111-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7K] - 易承志;吴云云;
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主要区分为目标和技术两个维度,由这两个维度构成的技术-目标框架在城市环境协同治理分析中具有突出的价值。根据技术-目标的双维指标,可以将城市环境协同治理区分为形式化治理、象征性治理、碎片化治理和精细化治理四种类型。提升城市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需要推进城市环境治理从形式化治理、象征性治理、碎片化治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城市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推进离不开目标协同和技术支持两个方面的条件。从技术-目标维度分析,提升城市环境协同治理的绩效需要强化整体性城市环境治理理念,优化城市环境协同治理主体结构,加强城市环境协同治理制度建设,并且促进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技术创新。
2021年01期 v.57;No.264 124-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2K]